来源：中古史研究資訊
作者：(日) 川本芳昭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刘可维
出版年：2019-12
定价：69.00
装帧：精装
丛书：甲骨文丛书
ISBN：9787520140621
作者简介：川本芳昭，1950年長崎県生まれ。1978年九州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課程東洋史学専攻単位取得退学。1981年佐賀大学教養部助教授。1994年九州大学文学部助教授。1998年同教授(本データはこの書籍が刊行された当時に掲載されていたものです)
目 录
第一篇 漢唐間中國北部的動向——以民族問題為中心
第一章 北朝國家論
第二章 北魏文成帝南巡碑
第三章 鮮卑的文字——與漢唐間中華意識的叢生相關聯
第四章 三國時期的烏丸與鮮卑——從交流與變化的觀點所見
第五章 北魏內朝再論——從比較史的觀點所見
第二篇 漢唐間東亞的動向與古代日本的國家形成
第一章 漢唐間“新”中華意識的形成——圍繞著古代日本、朝鮮與中國的關聯
第二章 圍繞著《隋書·倭國傳》與《日本書紀·推古紀》的記述——遣隋使小記
第三章 倭國對外交涉的變遷——從中華意識的形成與太宰府成立間的關係所見
第四章 倭五王的自稱與東亞的國際形勢
第三篇 漢唐間中國西南部的動向
第一章 漢唐間雲南與日本的關係——從比較史的觀點所見
第二章 以民族問題為中心所見魏晉時代四川地區的情況
第三章 以民族問題為中心所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代四川地區的情況
第四章 以民族問題為中心所見北朝後期四川地區的情況
第四篇 漢唐間民族的諸問題與東亞
第一章 以民族問題為中心所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動向
第二章 遼金的正統觀——與北魏的情況相比較
第三章 崔致遠與阿倍仲麻呂——從古代朝鮮、日本“中國化”的關聯所見
第四章 關於中國前近代所謂中華帝國構造的小記——北魏與元、遼、以及漢的比較
川本芳昭教授《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述評
★作者：劉可維，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來源：《歐亞學刊》第14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書評主編：馮立君，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日本汲古書院於二〇一五年三月，出版了川本芳昭教授的新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川本教授原執教於日本九州大學（2016年4月退休），長期從事有關漢唐間民族問題的研究。其《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書院，1998年）、《中国史のなかの諸民族》（山川出版社，2004年）、《中華の崩壊と拡大——魏晋南北朝》（講談社，2005年）等著作均深入探討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漢民族”與“非漢民族”之间的接觸、鬥爭與融合，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民族遷徙、文化傳播、制度變革等一系列歷史問題。此次出版的新著在內容上，與此前的諸著作有著較為緊密的內在聯繫，代表了作者在中國古代民族問題研究方面的最新觀點。
▲《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書影
一直以來，川本教授所關注的最為核心的問題，即作為世界最大民族的漢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其與周邊諸民族的互動關係。在這一問題意識下，魏晉南北朝時代民族大遷徙所造成的漢民族及中國社會的內在質變成為了其研究的重點。川本教授在此前的一系列研究中曾指出，魏晉南北朝時代伴隨著與中華世界的接觸，周邊諸民族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漢化”，而與此同時，周邊民族的移動也造成了中華內部的“胡化”、“蠻化”现象。正是經歷了這樣的接觸與融合，一個有別於秦漢社會的“新的中華”最終形成。與此同時，作者還關注了這一時期日本列島、朝鮮半島諸政權接受“中華意識”的過程。此次出版的新著仍然延續了川本教授此前的問題意識，但在研究的範圍上不再限定於魏晉南北朝時代，而是將視野擴展到隋唐乃至此後的遼、金、元等朝代。可以看出作者致力於從通貫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考察非漢民族融入中華世界的歷史進程。
▲川本芳昭教授
為便於讀者瞭解這本新著，逐一介紹各篇章的具體內容。
本書的篇，以北魏為中心，考察了漢唐間中國北部社會、民族、國家的變遷。在這部分內容中，作者先以概說的形式介紹了自己對於北魏漢化改革的理解。北魏前期政權表現出了極強的非漢民族國家的性格，當時的北魏可以說是以八部制為根幹的“部”體制國家。在這一體制下的內朝、封爵、祭祀等制度成為維繫鮮卑內部凝聚力的重要方式。然而，伴隨著國家的穩定、以及支配領域的擴大，舊有的體制越來越不能適應新的形勢。為解決這種矛盾，北魏最終選擇了全面導入中國制度的道路，內朝的廢止、爵制、軍制的全面改革、西郊祭天的廢止、胡語胡服的禁止等政策相繼施行。特別是遷都洛陽、以及繼西晉正統改五德次序為水德等政策顯示出北魏已開始將自身置於中國“正統王朝”之列。在北魏政權的漢化過程中，其自我認識、國家制度、社會風俗等方面均表現出胡漢雜糅的種種矛盾。可見，當時胡族的中國化，並非是單向的，而是在結合了兩種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創造出的所謂“新的中華”。以上諸結論，作者並沒有著重於具體的考證，其基本觀點多源於前著中的相關研究。在概說的同時，作者還以文成帝《南巡碑》為中心，考察了北魏前期內朝職官的實態。本篇的第二章通過比對《南巡碑》中官職的排列、以及文獻史料中相應官職的高下，否定了張慶捷氏、郭春梅氏論文①中將《南巡碑》所見“內三郎”等同於文獻中記載的“三郎”、以及“內都幢將”為北魏前期禁軍長官的結論。並考證了《南巡碑》列最前所見“步六孤伊□”、“一弗步□□”分別指陸麗與乙渾。結合碑文與傳世史料的記載，本章還探討了獻文帝朝乙渾奪權事件的始末。根據上述的事例，本章指出《南巡碑》中列所記諸“內侍”官員有著不同於其後侍中、內三郎等內侍之官的特殊身份，屬於“內侍中的內侍”，與皇帝有著更為緊密的關係。此外，本章還以《魏書》成書時尚保留有大量北魏前期史料為據，批判了魏收刻意迴避北魏前期歷史的正統王朝史觀。
▲《南巡碑》
本篇的第三章主要考察了鮮卑文字的創設經過、以及鮮卑語書物的流傳等問題。作為有關這一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田餘慶氏的《〈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一文從鮮卑原始史料的角度，分析了《代歌》與《代記》、《魏書·序紀》的關係。②與田氏研究的取向不同，本章的內容則傾向於考察《國語真歌》等鮮卑語書物成文的思想背景，即鮮卑民族的自我認識問題。根據本章的研究，鮮卑語書物的形成意味著鮮卑族在漢化過程中民族意識的覺醒。本篇的第四章重溯三國時期，梳理了烏桓、鮮卑在南下與中國交往過程中，急速變化、融合的歷史進程。以此為基礎，本章指出漢族與非漢民族在融合過程中形成的分佈空間上的模糊，正是推動中華帝國領域不斷擴大的客觀因素。本篇的第五章對比了北魏、漢朝、倭國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若干歷史共性。特別是考察了北魏的內朝與倭國的伴制、漢代郎官制度的內在相似性。本章最终的結論為北魏的內朝是為保障鮮卑族能在以皇帝為中心的律令制國家中佔有一席之地而確立的制度。此後的元代、清代也基於同樣的背景，出現過類似的組織。北魏前期的“部”體制國家，實際呈現了族制秩序限制下初期國家、或前期國家的諸特徵。③本書的第二篇將視野轉向漢唐時期在中國影響下日本古代國家的成立過程。根據本篇章的研究，相當於南朝劉宋時期倭國文字資料中出現的“天下”一語，實際已經突破了倭國固有的領域範圍，囊括了朝鮮半島上的若干區域。這種“天下”的概念，為倭國內部中華意識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除倭國以外，高句麗、百濟、新羅、以及五胡十六國中的諸政權在中國政治理念的影響下，同樣形成了各自的中華意識。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士人階層向周邊地區的移動，對中華意識的傳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④遣隋使時代，隋朝與倭國間往來的國書是探討這一時期中日交流的重要史料。本篇的第二章提出了有關隋朝國書真偽、以及其具體內容的新見解。本章對比了隋煬帝時期隋朝致倭國與突厥啟民可汗的兩件國書，考證了《日本書紀》所載隋煬帝國書中，除“倭皇”一詞外，整體呈現了當時隋朝國書的原貌。此外，在小野妹子遺失的隋朝國書中，應包含有“訓令”的部分。其內容主要是訓誡倭國在致隋國書中使用了“日出處天子”、“日沒處天子”的“無禮”稱謂。本章的內容凸顯了伴隨著中華意識的形成，倭國對於以中國為首的東亞諸國外交姿態的轉變。
▲《日本書紀》
根據本篇第三章的研究，歷史上設置於日本九州北部的“一大率”、“那津官家”、以及前期的“大宰府”均具有極強的軍事功能。然而，至七世紀後半，隨著東亞格局的轉變與日本國內中華意識的成長，大宰府最終演變為受理外夷朝貢的機構。在第四章中，作者關注了劉宋時期倭國曽多次遣使請求授予其自稱的官職和稱號的問題。通過與邪馬台國時代的官職對比，可以看出當時的倭國利用這種獲取官職、稱號的方式，積極強化自身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地位。並且，倭國在本國內使用“治天下大王”的稱號也基於了同樣的背景。本書的第三篇以中國西南地區為中心，梳理了漢唐間這一地區的歷史動向。本篇首先對比了我國西南地區、朝鮮半島、古代日本在與中華文明接觸過程中的自立化傾向，並指出在漢唐之際大一統國家的世界體系下，三者在發展中存在著歷史的“平行現象”，即經歷了相似的歷史發展階段。本篇還以四川地區為例，考察了從魏晉直至唐代，當地非漢民族的活動、分佈情況，以及與各政權間的關係等問題。其主要結論為五胡十六國時期大量獠人湧入四川，致使四川內部多數地區變為王朝控制外的“獠地”。隨著南北朝中後期梁、北魏、西魏的經營，四川的獠地又重新納入中國王朝的掌控之中。進入唐代，儘管獠的反叛時常發生，但唐王朝已在此建立了穩固的支配體系。上述的考察實際揭示出在漢民族以及中國王朝的影響下，原本屬於非漢民族的區域經歷“內地化”的歷史進程。本書的第四篇首先介紹了韓國學者朴漢濟氏提出的“胡漢體制”論與“僑舊體制”論。其中所謂“胡漢體制”論代表了朴氏有關漢族文化與胡族文化相互融合最終成為“第三類文化”的觀點。周偉洲氏曾指出“胡漢體制”論在民族融合的認識方面缺少對其主導力量（漢）與從屬力量（胡）的區分。⑤針對前述兩種觀點，川本教授在本章中指出不能簡單地劃分民族融合過程中漢族與胡族的主從地位，其結果也不能視為一種有別於二者的“第三類文化”，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最終形成的是一個有別於秦漢社會的“新的中華”。對於朴氏提出的僑民與土著間通過抗爭與融合後出現的南朝新體制——“僑舊體制”的觀點，本篇章通過對當時中國中南部地區民族情況的考察，指出“僑舊體制”論在考察南朝時沒有關注到相應的民族問題是其研究中的重大缺陷。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討了遼、金、北魏諸政權正統觀的形成過程，特別是金與北魏在歷史上，均改變過本朝的德運，以繼承前一代統一王朝的正統。這種相似的歷史現象表現了在中國化背景下，北魏和金對於自身王朝正統性認識的轉變。本篇的第三章以崔致遠和阿倍仲麻呂為例，分析了朝鮮與日本對待中國和本國的認識。其中與日本以本國為中心的天下觀不同，朝鮮對於天下的認識實際包括了中國和朝鮮。在中華思想的影響下，崔致遠和阿倍仲麻呂均有將自身視為夷狄的傾向。儘管有著相似的經歷，但各自國家在後世對於二者的評價卻截然相反。崔致遠在朝鮮長期被視作文人典範，而阿倍仲麻呂則因出仕二朝（唐和日本）在日本遭到非難。上述認識上的差異，究其根源在於與朝鮮的立場不同，日本在後代並未成為中國的冊封國。
▲左：阿倍仲麻呂 右：崔致遠
在本篇的最後一章中，作者結合了加藤修弘、護雅夫、增淵龍夫、以及自身先前的研究，論證了遼代的著帳官、蒙古的那可兒（Nökör）、漢代的郎官、以及北魏的內朝官等，儘管存在著民族屬性與時代背景的差異，但其作為皇帝側近官集團在國家組織層面所發揮的作用具有內在質的相似性。⑥以上為川本教授新著中各篇章的主要內容。縱覽全書，給筆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本書宏大的研究視野。隨著學術研究日益細節化的今天，能從歷史的橫向及縱向角度，全面考察東亞歷史中有關民族及國家問題的專著可謂鳳毛麟角。在整體內容上，本書力圖從東亞全域的高度把握中國及其周邊諸民族、政權的發展進程與內在聯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北魏為中心對東亞古代政權“內朝”制度的研究。有關漢唐間內朝制度的研究，學界的主要關注點集中於內朝的外廷化，以及在此過程中尚書、中書、門下機構形態的演變。與此類研究相比，川本教授則注意到了北魏前期內朝制度中的“族制”因素。在其前著中就曾指出北魏前期的內朝實際是一個擔任禁中警備、傳達詔命等職務的北族側近官集團。在此次的新著中，作者從比較史學的觀點出發，對比了東亞歷史上北魏、遼、元等非漢民族政權、以及漢朝、古代日本在歷史上存在過的相似機構，並總結出這種王朝側近官集團的出現是以家父長權利為基礎新型國家體制的形成為背景的。本書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對上述王朝側近官集團共通性的研究，為我們揭示了以中國為中心東亞諸古代政權權力構造的特徵。此外，本書對於中華意識的研究也非常令人矚目。一直以來，日本學界非常關注有關中華意識（或稱中華思想）對東亞世界的影響。西嶋定生氏曾經從東亞國際秩序中冊封體系的思想背景角度，考察了中華思想所發揮的作用。⑦堀敏一氏也曾詳細地梳理了中華思想的形成脉络。⑧沿著上述研究的軌跡，本書不僅探討了十六國、北魏、遼、金、日本、朝鮮半島等政權在形成過程中，均引入中國王朝的政治理念，萌生出中華意識的經過。並且，還著重闡述了在中華意識的影響下，移入中國的諸非漢民族政權逐漸將自身視為“中華”，從而最終變身為正統的中華王朝。正如前文所述，川本教授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解釋作為世界最大民族的漢民族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可以說中華意識的傳播，正是在思想意識方面促進中華王朝延續、漢民族不斷擴大的重要因素。川本教授的這本新著，不僅視野廣闊，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亦有獨到的觀點。在各篇章的論述中，往往採用整體概述與細節化考證相結合的方式。例如：本書篇中，作者先簡要介紹了自己對孝文帝改革前後北魏國家的整體認識，隨後通過對於鮮卑文字的流傳、文成帝《南巡碑》碑文等方面的考證，論述了北魏對於鮮卑本民族的認識、以及北魏前期內朝的實態等問題。其中特別是有關《南巡碑》的研究，從碑中的官職和人物入手，分析了當時乙渾之亂的始末、以及《魏書》對北魏前期史料的迴避。《南巡碑》的發現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張慶捷氏、張金龍氏、大知聖子氏等學者曾先後考證了碑文中所見的各類官職、以及北魏前期爵制與官職間的關係等問題。⑨然而，此前有關《南巡碑》的研究均集中在北魏前期職官制度的領域。與之相比，川本教授從對碑文中具體職官的考證出發，將研究視角提升到北魏前期政治史的高度、甚至衍伸批判了《魏書》的正統王朝史觀。其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拓展了我們對於《南巡碑》、以及同類出土文獻史料價值的認識。近年來，羅新氏提出了“走出民族主义史學”⑩的觀點，並通過《黒氈上的北魏皇帝》⑪一書從實踐角度探索了研究北魏前期歷史的方法。由此可见，我國学界現在已開始重视摆脱漢族中心主義史學的局限，探索研究諸非漢民族及其國家歷史的方式。然而，限於對周邊民族歷史的記載多為漢文史料、以及長久以來形成的以中國王朝為中心的歷史觀念，我國學者或多或少難以避免從中國王朝的立場對周邊民族的歷史進行考察。川本教授此次完成的新著中，雖然強調了中華的政治體制、文化觀念對周邊民族的强烈影響，但另一方面，他從周邊諸民族独自的歷史出發，著眼於諸民族在發展過程中的內在規律。筆者認為川本教授作為日本學者，其對於東亞領域內民族與國家歷史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非漢民族的視角，去審視歷史上與漢民族密切相關的諸民族與政權。如上所述，川本教授這本新著視野廣闊，內容豐富，其學術價值毋庸置疑。在閱讀本書的同時，筆者也注意到存在個別可進一步討論之處，在此略陳淺見。作者在本書第四篇第二章中，列舉史料說明當遼（實為契丹國）建國之初，尚未在中華意識的基礎上形成對自身王朝正統性的認識。至中期（聖宗、興宗朝）以後，遼王朝逐漸將自身視為正統的中華王朝。作為其表現之一是遼道宗即位前（1052年）擔任的“天下兵馬大元帥”一職中所見“天下”一詞的出現。然而，“天下兵馬大元帥”是從契丹建國初就被用作皇位繼承人的官職，耶律阿保機在位時就曾命皇子堯骨（即後來的太宗耶律德光）擔任此職，對此蔡美彪氏曾有過詳細的考證。⑫因此，是否能將“天下兵馬大元帥”一職的出現視作遼代正統意識形成的標誌，仍需要進一步探討。其次，本書的第152、426頁均引用了《三禮圖》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的內容，此條史料原出自用作《周禮·冬官》的《考工記》及其鄭玄的注。作為引用史料，無疑採用《周禮·冬官》的引文更為妥當。此外，本書第31頁將《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見拓跋職官初探》一文中的“拓跋”誤作“拓賊”；第54頁引《水經注》卷一一《滱水》又東過博陵縣南條中“皆翼封層岩”中“封”字應為“對”，同條“覽崇岸之辣峙”中“辣”字應為“竦”；第171頁引《日本書紀》卷二二《推古紀》推古天皇一六年秋八月條中“大國之信物置於庭中”應為“大唐之國信物置於庭中”。又，第448页注释（16）中将矢木毅《朝鮮における進士概念の変遷》（《東洋史研究》54-3,1995年）中作者名误作“八木毅”，将出版年代误作“1997年”。上述疏漏多為錄入或編輯時的錯誤，並不影響本書的結論。待將來再版時，建議能得到修正。此次汲古書院出版的《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彙集了川本教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對漢民族的形成、中國周邊民族的發展模式等問題提出了系統的見解，並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理論基礎。相信這本著作將成為研究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東亞民族問題的重要參考書籍。
說明：原文發表于《歐亞學刊》第14輯，本稿可能與原文略有出入。
注释：
①张氏、郭氏：《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後收入氏著：《拓跋史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③本章的中文譯稿，請參見川本氏：《北魏內朝再論——從比較史的觀點來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北嶽文藝出版社，2012年。
④本章的中文譯稿，請參見川本氏：《漢唐間“新”中華意識的形成》，《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
⑤周氏：《“胡漢體制”與“僑舊體制”論——評朴漢濟教授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體系》，《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⑥本章的中文譯稿，請參見川本氏：《關於前近代“中華帝國”構造的筆記——北魏與元、遼及漢代的比較》，《中華歷史與傳統文化研究論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⑦西嶋氏：《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六章《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⑧堀氏：《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岩波書店，1993年。
⑨參見前揭張氏、郭氏：《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見拓跋職官初探》；張慶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證》，《考古》1998年第4期；張金龍：《文成帝〈南巡碑〉所見北魏前期禁衛武官制度》，《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大知聖子：《關於北魏前期爵和品相對應的基礎考察——以〈南巡碑〉為中心》，前揭《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⑩關於羅新教授“走出民族主義史學”的觀點，可參見《第九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論文集》（2015年）中的相關文章。
⑪羅氏：《黒氈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
⑫蔡氏：《論遼朝的天下兵馬大元帥與皇位繼承》，《遼金元史考索》，中華書局，2012年。
“星标”我，
就不容易弄丢我！